乡愁里的中国丨叶一剑：再谈乡村社会治理

目前，乡村社会治理有两个变量

中央层面提出的现代国家治理

和商业机构的介入

在此博弈中，重新思考乡村社会治理的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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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一剑：方塘智库创始人。以“既要在云端，又要在人间”的研究态度，践行行走、思考、写作、阅读、对话“五位一体”的治学路径，对区域经济、城市、建筑、商业与文旅等领域进行持续追踪，以实现对时代变革的记录和思考。

附文字版：

之前我们谈过，乡村振兴和发展的最终归结点，是乡村的社会问题。只不过现在谈乡村社会治理的语境已经发生很重要的改变，由原来认为乡村是一个很肮脏的或者有问题的所在，现在变成了是一个重大战略意义和战略价值所在。

另外，现在谈乡村振兴时，应该重新回归到对乡村真问题的思考，之前我们也有所总结。比如，乡村农业的衰败，乡村的生态，包括土地和水污染问题的存在，以及包括乡村文化的衰落，还包括我们对于土地资产的产权清晰化新的要求，只有产权清晰化以后，将来可能才有更多发展的可能性。

除此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真问题，也就是我们这期详细谈的：乡村社会问题。现在去看乡村社会的话，有的地方，因为没有人而产生的问题，比如“3860”部队，在只有老人，儿童，妇女这种人口结构下存在的乡村问题。

另外一类，因产业的导入使得地方人口结构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除了本地人以外，还有大量的外地人以及很多旅居的人，甚至由直接返乡的人口组成的。但是他们的权利或者他们在村落空间里面所拥有的资产、权益，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再谈乡村社会治理时，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语境的变化，是乡村人口结构的变化，导致乡村社会的变化，进而导致乡村社会治理的模式或者思路逻辑的变化。

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们该如何去重新思考乡村社会治理的问题，一方面要认同乡村社会治理是乡村振兴过程中很必要的命题；同时，也应该拿出解决方案。

在这中间，目前我们可以看到，首先是基层党组织建设问题。所以会发现，出现了很多的第一书记，包括怎么样让乡贤回归，完成地方所谓的党员的更新和党组织的更新，然后去理顺地方的政经环境和政经的关系。这是目前或者接下来一段时间很重要的国家现代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在乡村里面的直接反应。

第二，在我看来，在未来整个乡村社会治理里面，一定要充分考虑到每一个乡村的产业结构，以及背后所带来的人口结构的变化，立足于人口结构的变化，给出一个超出传统乡村社会结构治理的新模式,新思考。

比如，在一个乡村旅游发展得很好的乡村里，会发现外来人口，或者旅居的人口占了很大的比例。在此乡村的社会治理里，其公共服务，产品的供给，要按照旅居人口的消费行为和模式去完成。另外，在此乡村的结构里面，逐步的开始城市化，所谓的物理空间，定居人口的生活方式，也都在发生改变。为此就会出现所谓的社区化的治理模式。所以，这也要引起我们的注意。

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是，乡村社会治理的文化依托问题。以前更多的是以宗族的影响力来完成对于矛盾的处理，对于共同决策机制的形成。未来，将会有一种说法叫“无主体熟人社会”。不再是原来的那种所谓的熟人的社会状态，有陌生人的介入，我们称之为“新乡土社会”的构成。

在这中间，其文化的设施，宗族的力量，国家的政治机构，或者权力机构的介入，包括未来一些商业机构的导入，进而会重新建构地区的权益结构，权益结构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重新布置，包括祠堂的重新利用问题，从纯粹的家族式的祠堂转变为公共空间的思考。所以，在城市里面的一些治理模式和社区化的治理模式，也会在这里产生作用。

总之，新的话语氛围之下，需要重新去谈乡村的社会治理。而且在乡村社会治理里有两个最大的变量，除了加强中央层面提出的现代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落地以外；还有商业机构的介入，对地区社会治理的冲击。所以是非常综合和动态博弈过程，在此博弈过程中，去重新思考乡村社会治理的发展模式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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